编纂民法典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关注的大事。

我想这就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世界上200多个国家是依据宪法来治理国家的，并依据宪法推动社会发展。

这是落实四中全会提出的宪法宣誓制度的具体法律，也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重要的内容，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提高宪法的权威，让宪法至上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第一个问题，宪法至上是法治的前提，也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常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施体系的基础是宪法实施，而宪法实施的前提是坚持宪法至上原则，维护宪法权威。只有宪法有权威，才能有效的遏制公权力滥用，用宪法来凝聚社会的共识。可以想象，当宪法缺乏权威或者不受尊重的时候，社会无法形成合理的利益平衡。但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常识与共识容易被忽略，有些常识并没有成为具有共识的价值。

我们考虑民法典的时候，也要充分的考虑民法典背后，中国宪法的基本生态，宪法的基本价值。宪法至上，维护宪法权威对当代中国的特殊意义在于：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降低国家治理的成本。这两种路径本应当是互补的，前者是基本资源，后者是对资源的利用，二者相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研究和创新过程。

发散式思维与聚敛式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不同。概念形式与话语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简称话语体系）其本意有两种指谓，其一是指一套形式化的概念体系，其二是指体现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中有生命的内在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思想。再次，在思维方式上要鼓励发散式思维。发散式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又称开放式思维、扩散式思维或求异式思维，是指思考者在思考时呈现的一种扩散状态的思维模式，它表现为思维视野广阔，思维呈现出多维发散的状态。

其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如此，要把话语体系建设的形式主义理解转换为实质的理解：最根本的不是概念形式，而是一套原创性的思想创新。

我注六经就是以六经为主体，诠释者以服从六经为宗旨，达到一种客观性。综上，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只有把话语体系建设的形式主义理解转换为实质的理解，把话语体系建设的根本理解为提高思想的原创性，同时，改善既有条件，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焕发思想的创造力，才能完成建构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重任。所以，科学哲学家库恩又把它称作解题式的思维方式：它承认既有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去解决具体问题。换句话说，概念的形式已经与概念承载的原初内容相分离了。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话语的概念体系层面，忽略了内在精神的实质层面，有些学者似乎认为，任何概念体系都是承载思想的，西方概念承载的是西方思想文化精神和西方的价值观念，中国的概念承载的则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所以，要倡导和开展广泛的学术讨论、学术商榷，甚至在一定范围内的学术论战，这是学术认知和学术研究保持活力、提高学术原创力的必要条件。这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解。而其中概念体系只是话语体系的外在形式和表层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表现形式。

后者则是其深层内容和思想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内容本身。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到处流行的所谓创造学，是无法造就创造性人才的，其多半只是个骗人的噱头，学习这种创造学是无法提高创造力的。

首先，从思想传统上，要突破单纯的我注六经的研究方式和传统。培养和鼓励发散式思维能力显然是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力的前提。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是拘泥于概念的话语形式去人为地再造一种话语，还是实质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进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结合起来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渐渐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形式主义趋向，即从形式上理解和思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其话语体系建设，把它仅仅形式地理解为一套新的概念体系，而不是把它实质地理解为思想的创新问题。发散式思维是创造性思维最主要的特点，是测定创造力的主要标志之一。这样很容易导致理论阐释和理解的障碍，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无法为世人理解，而且也会极大地影响它们在世界的传播。研究性学习与单纯的接受性学习相对。当然，提高原创能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中不乏类似于艺术直觉之类不可言说的东西。

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个别学者甚至把概念体系当作话语体系本身，以之取代话语体系，认为话语体系荷载着特定思想价值观念，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的教育培养方式十分注重知识的积累，体现在培养方式上就是单纯的接受性学习，这对于构建受教育者雄厚的知识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教育往往忽略了研究能力的训练培养收了代理费却不去辩护，这是否属于不当得利？人们对此忍不住要恶意地猜想：律师或许只是以安检门做挡箭牌，他根本没有准备好或没能力为当事人辩护吧。

而关于古代讼师或现代律师的师祖，人们一般会上溯到春秋时期郑国的大夫邓析。由于他擅长辩论，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而且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所以很受民众欢迎。

在中国，几乎每种职业都有个祖师爷，比如说教师的祖师爷是孔子，木匠的祖师爷是鲁班，皋陶则因其造律被称之为法祖或狱神。判断一个律师职业素养的高低，主要依据的是他在庭审中的表现，法庭是律师的主战场。在古代，挑词架讼的讼师是历代官府重点打击的对象，直到清末民初的法律近代化运动中，引进西方的辩护制度后，律师才在社会上有了一席之地。这时的律师一定会显得悲愤异常，大骂法官天下乌鸦一般黑。

接受委托时他就告诉当事人，说现在的法官都受贿，要想打赢官司，一定得给法官送礼。口口声声‘我以为，我以为，你凭什么以为？把庭审硬生生表演成了自己的满口胡诌及文字游戏，你和骂街的大妈又有什么区别？该学生之所以这么火大，原因是他在开庭时，对方律师罔顾事实，故意曲解合同约定，又不能提出法律支撑。

进入专题： 法治 律师 法官 法律共同体 。作为负责任的律师，应该通过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技术性知识及实践智慧来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不过也因为他的是非观取决于他的服务对象是原告还是被告，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这就造成了老百姓是非观念的混乱，对于郑国的执政者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是麻烦的制造者，于是，子产患之，杀邓析而戮之。这样的律师在法庭上貌似挺卖力，其实只是在进行表演。

其实，在今天的律师界并不缺乏理性、客观、负责任的辩护人，李庄案中的斯伟江律师正义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的辩护词，就依然回响在法庭的上空。遇上较真的委托人，可能会去法官那里求证，揭穿律师的谎言。当下还有一类律师，喜欢对着法院的安检较劲，认为法院对律师进行安检是一种歧视，因此而拒绝出庭。对于一个正在走向法治社会的国家来说，律师这一职业阶层是必不可少的，正像孟建柱书记在政法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所讲的，律师依法在案件细节上较真、在诉讼环节上挑毛病、在起诉书和判决书字里行间发现漏洞，有助于提高司法的精准性、公正性。

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也仰赖律师、法官等法律人在庭上或庭下的共同努力，当我们抱怨当下法治环境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每个诉讼参与人是否应该扪心自问：我对法治生态的改善有什么贡献？自省的人多了，法治实现的那一天也就为时不远了。忠实地维护客户利益，是对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

邓析帮助人们打官司，他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按照案件大小和复杂程度分等收费，大的案件收一件外衣，小的案子则收一条短裤，是较早的收费律师。耶鲁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安索尼·克罗曼在其著作《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一书中说道：律师和法官共同生产的这个产品就是法治本身。

然而，在当下中国的律师界，却存在着诸多在法庭外用功的乱象，造成了人们对律师的负面评价。有些律师则对庭外表演情有独钟。